# 数字规划的弱点与风险 — 开放式规划 > 对区块链规划局限性的批判性梳理：政治化、技术乌托邦主义、可扩展性、预言机问题，以及对苏联国家计划历史的过度简化。 Источник / Source: https://gosplan2.ru/cn/weaknesses-risks Язык / Language: zh-Hans Обновлено / Updated: 2026-08-20 PDF: https://gosplan2.ru/downloads/page-weaknesses-risks-cn.pdf (4 p.) --- 废弃的车间——当一份计划不再与现实对应时的样子。摄影：Unsplash # 弱点和风险 数字规划局限性和潜在风险的批判性分析 这里列出可能让开放式规划模式失效的因素，并说明对每一项做了什么。有些风险靠设计决定就能封住，有些只能从隐蔽变为显性，还有一些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根本无解。后者被标注为"未解决"，而不是"发展方向"。 ## 目标设定权被攫取 这里最大的风险不是技术性的。"用技术做优化"这套说法本身，就为把权力交给部署技术的人提供了正当性：系统设计者留在顶端，公民变成用户。名称里的"开放"并不能防住这一点——数据的开放与决策的封闭完全可以共存。 _问题不在于谁按按钮，而在于当什么算作结果被决定的那一刻，话筒在谁手里。摄影：Unsplash_ 问题：技术不会创造民主，它只会放大人们把它放进去的那种权力格局。 我们的做法：把目标设定放进单独的回路，按"一人一票"运作，并刻意不引入自动化。按资产或代币权重投票被排除——那复制的是股东大会。技术回路负责执行目标，无权设定目标。 ## 预言机：每一次"自动确认"背后都有活的劳动 智能合约并不知道物理世界里发生了什么。它知道的是预言机告诉它的东西——传感器、企业的核算系统、审计人员、数据标注员。这些来源每一个都可能被伪造，而维护它们的人的工作通常不被看见、报酬也低。所谓"客观指标"，其实是某个人的一个班次。 问题：信任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转移了——从官员转到数据提供方。 我们的做法：把预言机当作劳动，而不是当作客观性的来源。独立来源交叉核对，以质押和声誉承担责任，公开究竟是谁确认了这一事实，并且把这份工作当作工作来付酬。这不能消除风险，但能让风险变得可见、可归责。 ## 吞吐能力与确认成本 一国经济每天有数十亿笔操作。公链并非为这种量级设计，而能扛住这种量级的许可链，恰恰会失去当初选择区块链所看重的那个属性——不依赖某个运营方。与此同时，确认成本并不为零，总要有人来付。 _一国经济每天是数十亿笔操作。这里的吞吐能力和信任一样，都是硬约束。摄影：Unsplash_ 问题：以端到端链上核算形式出现的"数字国家计划委员会"，在当前技术水平下不可行。 我们的做法：不设计端到端的账本。只有必须不可争议、且很少变动的内容才上链：目标与限额登记簿、阶段验收事实、配额流转。海量操作留在常规系统中，进入账本的是它们的汇总。这样负荷是卸掉了，但汇总本身可不可信的问题，又回到了上面预言机那一条。 ## 一项衡量一旦成为目标，就不再是衡量 数字化并不能废除古德哈特定律。"不惜代价冲产值"不会消失，它会变成"不惜代价完成 KPI"。更糟的是：按达标指标付款的自动化越精确，把指标做出来就越快越便宜——因为现在要做的不是一份报表，而是入口处的一个参数。 问题：按指标付款的自动化越干净，伪造指标的动机就越强。 我们的做法：事先限定量化机制的适用范围——不进入照护、教育、医疗、文化与科研。在允许的范围内：用多个指标而非单一指标，把一部分款项按质量延后支付，轮换指标，对抽样进行人工审计。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能提供保证，它们只是抬高了做假的成本。 ## 法律与组织层面的未就绪 技术能跑，不等于制度能跑。有四个问题必须回答：谁来运营登记簿、依据是什么；出现故障或链分叉时既有义务如何处理；链上验收与现行采购和预算核算制度如何衔接；如果预言机确认了不实信息，由谁负责。这四个问题没有一个能靠写一份合同解决。 问题：没有法律框架，智能合约就不是义务，只是一段脚本。 我们的做法：把这当作准入条件，而不是落地过程中的细节。试点从回答上述四个问题开始，并选择现行监管已经允许此类安排的行业——否则做出来的是演示，不是运营。 ## 被简化的历史与被政治化的词 "僵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对灵活的数字模式"这种对比很方便，但并不正确。计划体系并非铁板一块：有过经济核算制的尝试、市场激励的成分、1965 年的改革、以及若干去中心化的时期。反向的简化同样不正确——"账算得没错，只是缺电脑"。两种说法都是拿论点替代历史。此外：任何关于计划的讨论都会立刻被贴上标签，而关于标签的争论会把关于实质的争论挤掉。 _国家计委的历史是一批档案，不是一句口号。往任何一个方向简化它，都等于从没发生过的事里得出结论。摄影：Unsplash_ 问题：歪曲历史会得出错误结论，而围绕名称的争论会取代"这套机制是否管用"这一问题。 我们的做法：历史材料放在苏联国家计委那一节单独分析，不把它当作诉诸权威的论据。这套模式必须能独立经受检验——不靠"苏联当年差一点就成了"来支撑。我们放弃"技术社会主义"这个词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，但改名既不改变机制，也不构成对批评的回应。 ## 结论 所列六项风险中，两项可由设计决定封住——目标设定回路，以及指标适用范围的界线。另有两项，预言机与法律框架，只能从隐蔽转为显性而无法消除：它们仍然由人和制度来承担。吞吐能力与确认成本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没有解决，而我们并不认为这只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。 公共治理的数字化转型，必须建立在技术、常识与制度准备三者结合的基础之上，而不是靠更换口号或与历史作简单类比。